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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理想象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2011-6-3 10:45:0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周云龙

  所谓元地理学,即一整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空间结构,在这些地理“常识”背后,往往潜藏着一套隐而不彰的空间秩序,进而形塑人类的空间想象,并构建出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源自古希腊的元地理学观念,经由活跃于“发现的世纪”的西方冒险家们的东方经验“实证”,测绘出一套极简易的秩序化世界图式,它不仅支持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构筑,而且形塑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空间想象。以西方为中心的元地理学知识不但发挥着宏观层面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在微观层面也调动了人类对自身事务的所有全球性关照。这套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空间结构和地理学框架操控着包括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或是博物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作为文学学科重要分支的比较文学,经过全球理论家近两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论证,它已然获得了成为独立学科的稳固身份基石。但是,这门学科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思路上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元地理学的观念图式。
  就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而言,近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提法莫过于“中国学派”了。其鲜明的国族标识表达着中国学人意在全球文学的互动中发出自己声音的诉求。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起始于197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显而易见,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说法参照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这些理论标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在创始阶段,其内涵在不同论者那里就各有所异,其中包括用中国的思维模式研究比较文学、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者今年对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建设提出了新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或理论诉求)可以概括为:在继承西方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自身历史文化境遇出发,反对文化霸权,寻求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实现跨文化、跨学科沟通,显示中国人的独到思考。这种新颖的理论思考无疑凸显着中国学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术担当和责任意识。但因为其中暗含的元地理想象,致使“中国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理论的激情,不仅在具体研究层面难以落实,而且该论述常常体现出与其理论初衷相悖的实践后果。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在理论创始之际,就以一系列元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其逻辑起点。1977年,当时执教于中国台湾的美国学者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一书中指出,有必要建立比较文学的第三世界,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出发点是“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和广泛的文化自觉。“第三世界”源自冷战时期美国人绘制的全球三足鼎立的世界版图,是一种粗糙而懒惰的分类体系,它原本属于政治-经济范畴,“第三世界”的比较文学这一提法未免显得有些荒谬。如果说“中国学派”的理论诉求在于建构一种文化的“民族性”,那么从其挪用的空间划分修辞上看,这种学术实践正是冷战地理学在文学领域的衍生形式。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所倡导的“民族性”依赖的正是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这样的西方脉络,在其“民族性”追求的背后是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比如一种学术思想是否具有族裔属性?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民族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如何在实际的操作层面落实?这种借助元地理学观念建构起来的“民族性”不仅认同了其划定的空间秩序,同时还认同了其暗隐的价值秩序。“民族性”的构建看似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主体身份的追认,实则内化了西方凝视的目光,无形中支持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生产出来的控制系统。如果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出发点在于寻求一种文化自觉,那么,它对元地理学的空间划分逻辑不加反思的吸纳却使其在起点上就被“他者”化了,这一状况表征的正是文化上的“不自觉”。
  这里不妨以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理论引导下的新兴领域之一,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情形为例,分析其中暗隐的元地理学观念。从研究方法上看,近年来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注重把中国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突破了既往“影响-接受”的单向研究模式,方法上的更新使其获得了崭新的学术空间。然而,从该领域的问题意识思考,会发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对西方文学“地理传播主义”的回应,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隐喻着一种思想立场,即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辐射性结构。考虑到以西方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世界地理的时空观念秩序塑造出来的“世界文学”的时空观念秩序,即西方文学的先进性与东方文学的滞后性,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覆盖性冲击,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事实上在一种文学话语的权力级差中预设了一个“反写”的结构,并试图在其中凸显中国文学的主体立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于元地理学自身所极力掩饰的构图原则的盲视,将致使其预设的中国文学的主体立场步入“中国文学中心主义”的陷阱,这在逻辑上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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