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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 奥尔罕·帕慕克 米兰·昆德拉 郭敬明 钱文忠 黎东方 村上春树 余秋雨 丹·布朗


书名:《深暗》
定价:45.00元
折扣价:35.10元
内容简介

    2010年8月,智利圣何塞矿井的33名矿工被困700米井下,在经历破纪录的69天艰苦等待后,最终奇迹般获救。全世界媒体蜂拥至此报道此事,但很多发生在井下的故事并不被人知晓……
    《深暗》是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赫克托·托巴尔的最新力作,他独家探访了获救矿工,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次救援最终结果堪称奇迹,而33名矿工们回忆起当初的场景仍然惊心动魄——当他们想到圣何塞矿山,就联想到棺材,还有持续的塌陷、巨大的声响以及他们所寻找的教堂;而彼时全世界都在地面之上牵挂着他们。《深暗》解读了33名勇士及其家庭的故事,并追寻了让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坚持工作的神秘而强大的精神支撑力。
作者简介

    赫克托·托巴尔(Héctor Tobar),出生于洛杉矶一个危地马拉家庭,主要研究拉美国家与美国关系,曾任报纸专栏作家,1992年获普利策奖。曾著有非小说《翻译国家》、小说《纹身士兵》和《野蛮温床》。2006年,托巴尔被《西班牙商业》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拉美裔美国人”之一。

编辑推荐

    · 好莱坞大片《地心营救》原著
    · 普利策获奖作者纪实力作
    · 《纽约时报》2014年度100本值得关注的图书及《出版人周刊》2014年度10大好书。
    · 33名矿工,700米地下,69天营救
    · 《深暗》为您解密智利矿难救援奇迹


媒体评论

    “非凡视角,非凡力量。”——《洛杉矶时报》
    “适时且永不过时……托巴尔继续创造着不平凡的奇迹。”——ELLE

精彩书摘

    刚开始几小时,钻机的声音既让人平静又使人振奋。维克多·塞戈维亚失眠了,整晚都支着耳朵听声音,直到第二天凌晨。8月9日,周一凌晨4点,从听到钻机声开始,已经过去了八个多小时,恍惚中他好像做了个梦。梦中,他回到了家里,睡在自己床上,听到女儿叫自己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维克多觉得自己在一处明亮开阔的地方,脱离了矿场痛苦的折磨,可睁开眼,却发现自己依旧躺在纸板床上,在避难所旁边的斜坡道上。瞬间,他仿佛又被恐惧和渴望所吞噬。现在,至少有两台钻机正朝他们钻进。几小时后,他在日志中写下了大家的轻松情绪:“我们更放松了,”他写道。“身在此处,我们成了一家人。我们是兄弟,是朋友,因为这种事儿一辈子也不可能碰到两次。”三十三人都会出席每天的祈祷,然后一起午餐:今天是一块饼干加一匙金枪鱼或一些加水的浓缩牛奶。后来,第一次,有人提到,他们要对矿主们提起诉讼。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一话题反复出现。机修工胡安·伊利亚内斯,来自南部,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建议说,如果获救,他们应该签一份“沉默协定”,只跟律师讲述事故的相关事情,这样才更有可能在法庭上胜诉。埃斯特班·罗哈斯,44岁的爆破专家,愤怒地回应:“还困在这里,谈钱,谈律师,都有什么用啊!疯了吧!”确实,被埋地下,半死不活,还想着外面世界的问题,真是疯了。“钻机速度还真慢啊,”几小时后,维克多·塞戈维亚又在日志中写道。“上帝啊,这种折磨何时才能结束?我想坚强起来,可已经心有余力不足。”
    奥马尔·里伊加达注意到,空气似乎越来越浓厚,温度也越来越高。之前,避难所旁通道里的空气是流动的,可现在,好像却静止了,他觉得呼吸很困难。如今,他的刘海又白又长,盖住了前额,这让他看起来很是奇怪,感觉不老不小的。他开始感到,自己真是五十六岁的老年人了。“我病了。我呼吸不了了,”他说。只是他自己的想象,还是空气确实不流动了呢,他去询问上岁数的富兰克林·洛沃斯。富兰克林也有自己的问题:他正抬腿上下活动着膝盖,这是多年前职业足球生涯留下的病痛。他从皮卡车车斗里找到一块橡胶垫子包住膝盖。潮湿让膝盖疼痛无比,过去几天,一股水流过了他睡觉的地方,周围全成了泥巴。“我得让这里尽量干燥,”他跟周围的人解释。富兰克林听到奥马尔的问题,回答说,是的,空气变浓重了,不像以前那样快地流通了。或许,某个隐藏、流通的通道又被堵住了,最近他们一直能听到岩石坠落的声响。奥马尔从避难所的一个氧气罐里深吸了几口气,可好像也不管用。这里一共有两个氧气罐,六十三岁,少了两根手指的老矿工马里奥·戈麦斯一直在吸氧,因为他患有硅肺病,一生都在这样的地下通道里劳作,他的肺受损害严重,非常虚弱。如今,一天只能摄取不到一百卡路里的热量,他的病情更是加重了。
    钻探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周二,8月10日。中午,祈祷结束后,大家意识到,今天是“矿工日”,国家法定节日。矿工日又叫圣劳伦斯日,根据千年的天主教传统,圣劳伦斯正是庇佑矿工们的圣人。在智利,这一天,矿主们会邀请工人及其家属来参加盛大宴席,以表敬意。今天,没有宴席,但他们确实表达了对自己和对行业的敬意,并由衷感到作为矿工的自豪感。智利就建立在这群人的劳动之上,他们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深入地下恶劣的环境,他们的工作跟智利的国家认同息息相关:巴勃罗·聂鲁达曾写过歌颂北部矿工的诗篇,学生们都是读着巴尔多梅罗·立略(Baldomero Lillo)的《大地之下》(Sub Terra)长大的,这是一部二十世纪早期有关采矿工作的诗集。圣何塞的矿工们,在矿工日,深处矿山之中,饥肠辘辘,此刻的苦难似乎也沾染了自豪光荣的成分,大家都停止了谈话,一起唱起了国歌。
    三十三名饥饿的大男人,齐声高歌,这让维克多·塞戈维亚深受感动。“那一刻,我完全忘记了被困地下的处境,”他在日志中写道。但是,这种恢复自由、平凡之身的感觉转瞬即逝。时间慢慢过去,钻探的声音时强时弱,根本无法判断声音来自哪里。它似乎消失在岩石之中。去哪儿了呢?还是朝我们来的吗?马里奥·戈麦斯和好几个工人拿木头或其他物体贴在墙壁上,想确认钻探声音来的方向。钻机可能通不过来了,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维克多又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从未走出过科皮亚波,但是,他家人丁兴旺,家族庞大,越来越多的亲人出现在他悲伤的思绪中。日志中,他列出了一长串名字,岳父母、表兄弟、叔叔、大伯等,共计三十五人,其中包括几个疏远的亲戚,他好多年都没联系过了。他还请求他们原谅他的疏漏,因为,此刻,“我真的只剩半个脑子了。”
    钻探声越来越小,大家也停止了交谈,维克多还有避难所附近的其他人,都听到了断断续续地咕噜声。不是从墙里传来的,也不是远处的落石声,这声音就在避难所里,非常响亮,维克多也在日志中写了下来。其实,维克多不知道,这声音有个学名,叫“腹鸣”,是胃肠部的平滑肌收缩,向下推压所发出的噪音。几个小时前,他们吃得少得可怜的食物,开始消化,发出咕噜咕噜声,在空荡荡的胃里,在胃液和吞咽气体的翻搅下,这声音显得越发得大。每次胃部的饥饿收缩都被放大,传出来的咕噜噜声,只会让他们更加渴望食物。


书名:《慕尼黑的清真寺》
定价:45.00元
折扣价:35.10元
内容简介

    911事件后,西方媒体发现,劫机者大多来自欧洲社会,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土壤中会产生出如此激进的一种组织和思想。大部分的相关作品,都追溯到20年前美国对于阿富汗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支持。本书则将这一历史的源头挖掘更深,通过大量的解密档案和实地采访,作者发现,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就有意识地扶持伊斯兰激进组织和思想,作为攻击苏联的武器。而到了冷战期间,美国接受了这一策略,作为继续对抗苏联的工具。本书追踪了这条历史脉络中的几个关键性人物的故事:前纳粹学者和特工专家,穆兄会发展的领袖人物,美国中情局主管。更为重要的是,本书通过对于这段历史的揭示,告诉我们为什么伊斯兰激进组织会发展到目前这种状况,而西方社会在其中又犯了什么错误,应该如何反思,采取对策。
作者简介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普利策奖得主,曾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和德国分社社长。现为《纽约时报》《纽约客》《纽约书评》等媒体供稿。除了宏观的经济议题,长期以来,宗教信仰议题一直是伊恩·约翰逊的写作主题,目前他一共出版了三本专著:《野草》(Wild Grass,2004),《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2010)和《中国之魂》(The Souls of China,2017)。

编辑推荐

    纳粹、中情局、穆斯林兄弟会,
    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前德国分社社长,
    追踪欧洲伊斯兰激进运动70年!


精彩书摘

    引子 小镇边缘
    2003年的冬天,伦敦。我正在一家售卖伊斯兰激进主义文学作品的书店内浏览。就是这种书店,让伦敦赢得了“伦敦斯坦”的名号:层层叠叠的书籍,连篇累牍地号召要打倒自由社会;这些书籍,在试探言论自由底线的同时,也无意间记录下欧洲穆斯林社群面临的困境。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过道里,我注意到一张很特别的世界地图。各个国家都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用颜色来标识。深绿色国家里,穆斯林占多数;浅绿色、黄色、褐色,各代表了逐级下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典型的政治伊斯兰,把宗教作为唯一标准,将世界划为你我两半。在地图四周,缀饰着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麦加大清真寺(千千万万朝觐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处),神奇的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还有,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
    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有点奇怪。我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为主题写作已经有六年了,在德国住的时间则更长。这清真寺的名字倒是听说过,是德国境内一个伊斯兰小组织的总部,但似乎配不上这么大的来头。慕尼黑并不是伊斯兰的中心,那个清真寺也不是德国最大的,更别说在欧洲了。不过,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传之万世的圣殿。正好,我计划要去慕尼黑,就决定顺道看个究竟。
    几周后,我开车从慕尼黑市中心出发,沿着旧大道往北,先是和通向新机场和未来派体育场的那条高速公路并行了一段,绕过这些德国引以为傲的样板基础设施后,驶入了德国巴伐利亚首府被忽视的社区。从这里开始,城中心让位于郊区,然后是郊野的零落乡镇。最后,清真寺现身了,一开始不过是突出在松树顶上的细长尖塔,就像一根指向天国的手指。随后,其余部分也进入了视野。这是一幢卵形建筑,就像一个被篷布罩着的气象气球——早已过时的1950年代的未来派设计。
    我找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看门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和凉鞋。我问他为什么这座清真寺这么出名,他耸了耸肩,冷淡地说肯定是我搞错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他说他不知道。我又问是谁建造的,他只是一个劲地抱歉不知。
    他的答复让我吃惊不已。算起来,我到过欧洲的许多清真寺,每到一地,每个做礼拜的人都会无比骄傲地向我讲述它的渊源:通常都是由移民们集资建造。但这次,是真不知道,还是忘了?总之,很奇怪。
    我观察得更仔细了,清真寺似乎在衰败。混凝土和瓷砖已经褪色开裂,树木似乎在吞噬整幢建筑。世界上最伟大的清真寺之一?我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疑问,引出了我的研究项目,把我带向意想不到的地点,耗费了远远超过当初预计的时间。我曾以为,只要在德国找几个1960年代移民来穆斯林社群的人谈谈,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正是当初的那批移民,部分造成了欧洲人口结构的巨变。我猜想,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
    然而,我发现答案回溯的年代要更为久远——1930年代。确实,我采访过许多德国的穆斯林,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美国和欧洲的档案馆。正是从那一箱箱或是无人问津或是新近解密的档案中,那些为这个清真寺奠定思想基础,其后又为夺取控制权而相互角力的人物和故事,才慢慢串联成篇。
    与通常的想象相反,这些创始者跟广大的移民没有什么关系。相反,我发现有三类群体,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支持清真寺。一类是纳粹思想家,计划利用伊斯兰作为二战期间的政治武器,随后,这一战略又延续到冷战时期。另一类,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他们以纳粹的工作为基础,希望利用伊斯兰来对抗共产主义。第三类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把清真寺视为在西方的一个立足点。这三类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建造一个做礼拜的地方,而是一个政治甚至暴力活动中心。
    首先,故事的主线可说是耳熟能详。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的建筑年代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的初起之时,而不是它的结束阶段,两者的根本目标也十分不同。在阿富汗这类地区,穆斯林被动员起来扛枪战斗。但在这里,在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我开始认识到,在慕尼黑发生的事件是某种变化的先兆,这种变化横跨意识形态和军事两个领域,影响从阿富汗直至伊拉克。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策略都适得其反。对慕尼黑穆斯林社群的争夺,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激进主义(Islamism),这不是那种年代久远的宗教,而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体系,并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中,西方直接体会了这种暴力。但它的历史更为久远,困扰了世界各国好几十年。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而慕尼黑,正是穆兄会向西方社会扩散的滩头阵地。
    1950年代和今天的相似之处让人触目惊心。虽然伊拉克地面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我们社会的神经,但决定胜败的,将是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今天的慕尼黑,就像她在半个世纪前一样,西方社会希望能在与宿敌的缠斗中找到与我们有相同价值观的穆斯林盟友。慕尼黑,浮现出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行动的风险。
    西方国家的政府,使这种深思熟虑的工作难以进行。一般来说,情报机构有关伊斯兰的档案仍是保密的;我能获得这些故事的文件,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机会。在美国,由于国会的立法,才撬开了中情局留存的纳粹和涉嫌战争罪行人士的档案;也许还得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才能完全搞清楚美国到底是如何应对伊斯兰激进团体的。
    在这期间,就让这本书来填补一些空白。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正在相继离世。许多人收集了非同一般的私人档案,但这些材料正日渐散佚。今天,大多数和我交谈过的人都已八九十岁,一些已经过世。再等几年,就将意味着失去他们的洞见和建议。
    正是他们和那些档案,为我们讲述了从好莱坞到雅加达,从华盛顿到麦加城的故事。就像一谈到德国就常常会出现的情景,这个故事,也始于二战战场。


书名:《东北游记》
定价:48.00元
折扣价:37.44元
内容简介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作者简介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培训英语教师。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了十年,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他的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上发表。迈克尔·麦尔曾获得多个写作奖项,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怀亭奖(Whiting)和洛克菲勒·白拉及尔奖(Rockefeller Bellagio)。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再会,老北京》是他的第一本书。

精彩书摘

    第一章冬至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喏,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对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中国古人定下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大概持续两周,冬至就是其中一个。冬至之前的节气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个荒地村笼罩在洁白的茫茫雪野之中。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四十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一百十三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 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 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 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 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在电影《疯狂高尔夫》当中,罗德尼?丹泽菲尔德扮演的角色吹嘘,他和一个姓王的合作伙伴刚刚在长城边买了些土地:“在好的那边买的哦!”荒地村恰好就在他所说的相反方向。越过长城,就是中国的东北(和英文的wrong way还挺押韵)。中国人经常把自己国家的地图形状比作一只雄鸡,而东北就是鸡头,被挤在蒙古的草原和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之间,高傲地昂了起来,直逼西伯利亚。
    过去四百年来,这里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了。历史上,西方人将东北称为满洲,满族人本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游牧民族,经过多年历史变迁,从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各朝帝国的附庸,再到1644年铁骑冲过长城,悍然入关,坐上北京的王座。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纷纷被纳入版图,形成了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界线。然而,这个政权的中心却渐渐心力不支,摇摇欲坠。1908年,慈禧太后弥留之际,指了名叫溥仪的两岁小孩做皇帝。登基时,孩子坐不住,不停地哭闹。带他登基的父亲安慰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四年后,越来越腐败的清朝终于分崩离析,溥仪成了中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孙中山领导起义创建中华民国之后,溥仪被迫逊位。
    那时候,国家的进步对很多满族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他们早就远离故土,在长城以南安居乐业。文化上也已经被自己统治的汉族人完全同化了。直到今天,大多数满族人看起来和其他的东北人别无二致。尽管清朝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但普通话一直是通用语。一位清朝皇帝甚至给天安门命了名。大多数满族人都不会说满语了。这种和普通话相比简直就是天书、写起来有点像蒙古语的语言,开始衰败,并走向灭绝。
    同样失守的还有满族人在东北的优势。本来,历任的皇帝们都想把这里作为一块满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随着持续数百年限制往满洲迁移的法令被撤销,汉族农民潮水般迅速涌向这个地区。仅仅1927年到1929年间,每年就平均有一百万人到此安居,数字超过了欧洲往美国移民潮的最高峰。
    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这个时期,有一位法国神父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啊,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然而,天空是那样辽远广阔。湛蓝与清新就这样蔓延到无边无际。在中国的城市,少有人会停下来抬头看天,那上面早已雾霾笼罩。其他农村地区也常常阴云密布,给人压抑沉闷之感。然而,在这中国的东北边关,天空蓝得发白,纯粹的颜色正如天空下蔓延的土地。这里的农民只把真正的土叫土,尘是不能称之为土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被耕种、翻犁了上千年。东北则不同,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较少开垦的黑土地,用“甜水”去灌溉。等到气候回暖,地面解冻,抓一把黏土在手里,那湿润肥沃的感觉,还以为抓的是咖啡渣。
    就算土地异常新鲜和肥沃,荒地还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乡村。不过这里的农民不会在山坡开垦的梯田上辛苦劳作一整年。三面都环绕着延伸到远处丘陵地区的稻田,大家每年只收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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